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为运输业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影响。大众运输系统让重要的人员能够前往职场，提供必要的服务，支持着城市度过这场危机。然而，这却使驾驶和运营者暴露在更高的风险中——即使他们已加强了个人的防护设备和卫生举措。但在此同时，运输业整体的承载量和收入，以及乘客的信任度皆大幅下降。

亚洲部分地区的政府和社区已开始窥探他们将如何与新冠肺炎共存。随着疫情峰期逐渐趋缓，地方、区域和国家政府已开始盘查，并为受疫情影响最深的产业制定恢复战略和救济方案。

与去年同期相比，首尔市和台北市的公众交通运输量皆下降了逾三成，而釜山市更高达五成。吕宋岛和老挝城市的大众运输系统则是完全停摆。在雅加达等因公共交通系统能力有限而仰赖非正式运输网络的城市，驾驶人的收入则估计减少了约八成。

运输业未曾如此脆弱而关键。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和后期维持公众交通系统的基本服务，韩国、菲律宾和台湾岛上的各级政府皆提供了临时举措，以减轻疫情对城市物流和运输业的影响。菲律宾登录在案的非正式运输业驾驶和台湾的客运大巴司机皆可获得现金补贴。菲律宾的地方政府已采取行动，设置了能够将商品送往社区的流动商店，并部署了政府车队，将共享单车系统转用于运输一线工作者。韩国则为使传统市场的供货符合地方消费者的需求，开发了一款手机软件。

东南亚的网约车公司则与地方政府开展合作，提供食品和医疗物资运送的服务。印尼 Gojek 等私人企业的取货中心则扮演起防疫中心的角色，提供消毒搓手液和口罩，并为其驾驶人员测量体温。

亚洲城市不仅已推出了各项临时举措，部分政府更已开始为后疫情时代推出救济方案。例如，台湾在三个月内分阶段实施其多层级治理框架《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该条例旨在提供减税、利息补贴、专业培训计划、租金减免和保护设备采购补贴等举措，以因应疫情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冲击。

• 协调的多层治理。许多时候，地方政府缺乏能够在其辖区范围内监管公共交通的政策工具。公共交通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时也涉及了多重面向。因此，各级政府间明确的职责划分对高效管理和快速反应而言至关重要。
• 有韧性的商业模式。全球大多数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一直以来为达成收支平衡尽心竭力，而疫情的爆发不啻于雪上加霜。除了票价收入和补贴金，大众运输系统转用于运送货物或商业活动等公交导向的城市发展（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也可助力公共运输当局和运营者分散资金来源，使公共运输网络的能力最大化。
• 获得信任的公私合作。尽管公共交通无疑是城市运输体系的骨干，但活跃通勤/主动出行（active mobility）、非正式（informal）和共享出行（shared transport）等，也有助于弥补公共交通系统的不足。这在零散的城市货运业尤其显著。让非正式运输部门参与在决策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对改善运输系统的效率和运营商的工作条件而言至关重要。依赖使用公众交通的物业承租者与企业，同样应以相关利益者的身份参与在相关讨论中。
• 乘客信任。严格的卫生标准已成为新规范。公共交通部门和运营商可信赖的服务和专业的工作人员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在面对危机时作出及时应对，并采取积极的措施。
• 气候行动。一揽子救助方案应利用、加速和扩大能源转型、电动交通部署和公共交通系统整合，在应对全球疫情的同时，解决气候危机。

现在正是重新审视并改变公众交通部门，以及人们如何看待自身所处的社区和城市的时候。大众交通的功能不仅是将人员由甲地送往乙地，更是一个公平、健康且安全的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阅读原文 / 原文作者为宜可城全球秘书处 Tsu-Jui Cheng